盖尔•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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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为你们讲述 来自超过100个国家的 20,000个杰出的年轻人, 如何在古巴相聚, 并改变他们所在社区的医疗状况。 他们中, 如果不是因为有去古巴学医的奖学金, 90%的人原来根本不会离开家。 他们这么做也是想今后献身于 他们走出来的地方, 偏远农村、山区,以及贫民窟, 成为医生去帮助那些像他们一样的人, 将梦想「付诸行动」。

哈瓦那的拉丁美洲医学院, 是世界上最大的医学院。 自2005年第一班毕业生以来, 已培养了23,000名年轻的医生, 另有近10,000名正在就读中。 其使命是, 为那些最需要医生的人们培养医生: 那些超过10亿的 从没见过医生的人们。 这些人从出生到死亡, 一辈子生活在各种贫困线之下。 这些学生不同寻常, 他们既是学校最大的风险所在, 也是学校的一张王牌。 他们来自地球上最贫穷、 最破败的地区, 被一所相信他们可以成为 不仅优秀的, 更是卓越的医生的学校录取, 而卓越的医生正是他们的社区亟需的。 他们将在大多数医生不愿意去的地方行医, 那些地方不仅贫穷, 还时常危险, 他们的背包里要常备解毒药, 或游走于 充满毒品、帮派、炮火的邻里乡间, 这就是他们的家乡。 学校寄予学生的希望是, 使当地人能够获取便捷的医疗服务, 改变贫穷地区的医疗状况, 甚至学医和行医本身的 践行方式。 并且, 他们将成为先锋, 把医疗服务推向世界的各个角落, 这诚然是个艰巨的任务。 两场大风暴和「付诸行动」的理念, 促成了拉丁美洲医学院在1998年的建校。 乔治飓风和米契飓风 肆虐加勒比海和中美洲, 造成了30,000人死亡, 二百五十万人无家可归。 数以百计的古巴医生自愿为灾区服务, 但当他们到达灾区, 他们发现了更大的灾难: 整个社区都没有医疗服务, 乡村医院因缺少医护人员 而门窗紧锁, 太多的孩子 在第一个生日来临前死亡。 这些古巴医生离开后,会是怎样的情境? 需要有新的医生来持续提供医疗服务, 但他们从哪里来呢? 他们在哪接受培训呢?

在哈瓦那,一座海军学院的旧校园, 被古巴卫生部接管, 后来变为拉丁美洲医学院, 也就是 ELAM。 学校提供学费、食宿、小额津贴 给那些数以百计的 来自受风暴影响最严重国家的学生。 作为一个在哈瓦那的记者, 我在1999年3月 看到第一批来自尼加拉瓜的97位学生, 入住进刚刚翻修过的宿舍里, 不仅帮助教授们清扫教室, 还帮助他们搬入桌椅、显微镜。 几年后, 美洲的诸多政府 为本国的学生争取奖学金名额, 美国国会黑人同盟 为美国的年轻人 申请并获得了数以百计的奖学金名额。 如今, 这些23,000名已毕业的医生, 分别来自于美洲、非洲、亚洲的83个国家, 而入学学生的生源国已增长到123个国家。 学生中超过半数是年轻女性, 她们来自100个民族, 说着50种不同的语言。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说: 「一旦你出身贫困、身为女性、 或来自当地族群, 你就拥有了一种独特的优势, 这套办学观念使这座医学院显得独一无二。」

卢瑟•卡斯蒂略来自洪都拉斯大西洋沿岸的 圣佩德罗 图卡玛奇市。 那里没有自来水, 没有电, 你需要步行数小时才能到达那里的村庄, 或像我一样,靠运气搭上一辆卡车, 在大西洋沿岸破浪前行。 卢瑟是来自图卡玛奇市 40个的上过小学的孩子中的一员。 他们是的当地黑人原住民的孩子, 这些黑人被称为加利福纳人, 占洪都拉斯人口数量的20%左右。 最近的医疗服务竟有数英里远。 卢瑟需要每天步行3小时 才能到中学。 那40个人中只有17人上了中学, 只有5人上了高中, 只有1人上了大学: 他就是卢瑟,来到了拉丁美洲医学院, 成为第一批加利福纳人的毕业生。 在洪都拉斯的历史上,这批学生之前, 只产生过两名加利福纳人医生。 仰赖于拉丁美洲医学院的培养,如今已有69名了。

非常问题需要非常手段, 这些非常手段由伟大的理念、想象力和胆识激发, 也由已经见效的各种办法激发。 拉丁美洲医学院的教员们,没有现成的经验 来指导如此庞大的学生,因此他们只能艰苦地摸索, 边做边学边调整。 即便是来自贫穷地区的 最聪明的学生, 也没在学业上做好 接受六年医疗训练的准备, 因此设立了一门衔接性课程。 然后是语言关: 这里有马普切人、克丘亚人、瓜拉尼人、加利福那人, 都是当地的原住民。 他们以西班牙语为第二语言, 或是讲克里奥耳语的海地人。 因此西班牙语 成了一门医学预预科的课程。 即便如此,在古巴, 音乐、食物、气味, 几乎一切都不一样, 因此教职员工就像家人一样,拉丁美洲医学院就是家乡。 宗教信仰有当地的信仰、 约鲁巴信仰、穆斯林信仰,以及基督教福音派信仰。 接受多元化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

为何有这么多的国家 申请拉丁美洲医学院的奖学金? 第一,这些国家没有足够的医生, 即使在那些有足够数量的医生的国家, 医疗资源的分布也不利于穷人就医, 医护人员的人力资源缺乏 造成了全球医疗危机。 要满足基本医疗需求, 至少短缺400至700万的医护工作者, 这种短缺随处可见。 医生集中在城市, 而世界人口只有一半住在城市, 并且医生多在市区, 不在贫民窟或南洛杉矶。 在美国, 这里正在推行医疗改革, 可专业的医护人员仍显不足。 到2020年, 初级护理医师缺口将达45,000人, 我们也有部分责任: 美国是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医生输入国。

学生们涌向古巴的第二个原因, 是这个岛屿上 依赖强大的基础医疗护理的人们的健康水平。 《柳叶刀》的委员会, 将古巴列为 中等收入国家中健康水平最好的国家之一。 拯救儿童基金会将古巴列为 拉丁美洲最适合做母亲的国家。 古巴居民预期寿命跟美国基本持平, 婴儿死亡率要比美国更低, 不平等的地方更少, 而古巴人均医疗费用 只是 美国的二十分之一。

拉丁美洲医学院对学业要求很严格, 但毕业率达到80%。 所学科目(跟别处相比)基本一样 ——基础和临床医学—— 但也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医护培训走出了象牙塔, 学生们可在临床教室和周边社区实践, 大部分毕业生都会在这样的地方锻炼。 当然,他们也会听讲座,也会在医院轮班, 但基于社区的医疗实习从第一天就开始了。 第二,学生全方位的诊疗病人, 结合他们的家庭、社区、 文化背景, 给予他们身体和心理上的照料。 第三,他们学习公共卫生, 评估病人的饮用水、住房、 社会和经济状况。 第四,他们已经懂得, 良好的问诊 和细致的临床检查, 已经能为诊断提供大部分线索, 从而不需要使用昂贵的技术进行确诊。 最后,他们被反复教导 预防的重要性, 尤其是慢性疾病来说更是如此, 慢性疾病已经使世界各地的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这样的服务性学习, 团队合作的方式, 使他们学会了如何以一种谦逊的态度 与别人协作, 以及如何领导团队。 毕业时,这些医生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与护士、助产士、 社区医疗工作者分享, 来帮助他们,而非要替代他们, 让他们的工作更加优秀, 以及与萨满和传统疗法的医护者协作。

拉丁美洲医学院的毕业生: 他们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这项大胆的试验是正确的吗? 通过数十个项目的成效, 我们可对他们的能力略窥一二。 以加利福纳毕业生为例, 他们不仅回到家乡工作, 还联合当地社区, 创办了洪都拉斯第一家本土医院。 受一位建筑师之助, 毫不夸张的说,人们从无到有地建立了这座医院。 第一批病人 在2007年12月步入医院大门, 从那时起, 医院接待了近100万人次病人求诊。 政府对此也更加关注, 将这所医院树立为 洪都拉斯农村公共医疗的典范。

拉丁美洲医学院的毕业生不但聪慧、 坚强,而且极富使命感。 海地,2010年1月, 永远的伤痛。 人们被埋在3000万吨碎石下。 太让人难以接受了。 340名古巴医生已就绪, 开展长期服务, 更多的人在前去的路上,但还需要更多。 在拉丁美洲医学院, 学生们昼夜不停地联系2000名毕业生, 结果,数以百计的毕业生来到海地, 他们从撒哈拉的马里共和国, 到圣卢西亚、玻利维亚、智利和美国等27个国家而来。 他们之间用西班牙语自如的沟通, 由于有古巴拉丁美洲医学院的 海地籍学生加入救援, 他们得以与伤者用克里奥耳语交流。 很多人在此停留了数月, 即使霍乱蔓延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数以百计的海地毕业生 不得不收拾残局, 暂搁自己的悲伤, 扛起为海地建立 新的公共医疗系统的重担。 如今, 在挪威、古巴、巴西的政府和各类组织的帮助下, 数十个医疗中心已建立起来,医护人员也配备到位, 其中35个医疗中心, 由拉丁美洲医学院的毕业生主持工作。

海地的故事 也表明了其他诸多国家 面临的更大的问题。 看一下吧: 2012年,在霍乱爆发时,748名海地毕业生, 接近一半在公共医疗机构工作, 但有四分之一没有工作, 110名已离开了海地。 因此,在最好的情况下, 这些学生都会有工作, 加强公共医疗系统的服务, 在尚未有医疗服务的地区开展工作。 最糟糕的情况下, 公共医疗机构并没有足够多的工作机会, 而公共医疗机构正是大多数穷人看病的地方, 政治意愿不够强烈,资源匮乏, 一切都是缺乏的, 唯一不缺泛的,就是有太多的病人得不到医疗服务。 毕业生也面临着来自家庭的压力, 他们的家庭绝望的在温饱线上挣扎, 因此,当缺少公共部门的就业机会时, 这些医学博士就进入私人执业, 或出国工作,把钱寄回家。

最为糟糕的是,在一些国家, 在医疗协会的影响下, 认证机构不承认拉丁美洲医学院的学位, 担心这些毕业生会抢他们的饭碗, 或者会减少病人的数量及他们的收入。 这并非胜任力的问题。 在美国,拉美医学院经过严格考核后, 得到了加州医疗委员会的认证, 这些新医生不负众望, 表现优异, 从纽约到芝加哥,到新墨西哥州, 他们通过了审核,得到肯定, 成为受高度尊敬的新居民。 200位毕业生回到美国, 干劲十足, 但也有不满意的地方。 就像一位毕业生所说的, 在古巴,「我们学习在最有限的资源下 如何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护理, 所以当我看到我们在这所拥有的全部资源, 你还告诉我那是不可能的, 我知道这不是事实。 我不只是看到它能实现,我还亲自做成功了。」

拉丁美洲医学院的毕业生, 有些就来自这儿,华盛顿特区和巴尔的摩, 有些来自最贫穷的地方, 来为他们的社区提供医疗服务、教育, 并为社区「代言」。 他们已扛起重担。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 支持这23000名及后续的毕业生。 我们所有的人—— 基金会、居委会理事、媒体、 企业家、政策制定者,以及我们大家—— 都需要行动起来。 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 为这些新医生提供更多的机会, 使他们能够施展才华。 他们需要 通过所在国家的执业考试, 他们需要有公共医疗机构 或非营利医疗机构的工作, 来把他们所学和使命付诸实践。 他们需要得到机会, 成为病人所需的医生。

为了推进医疗事业, 我们或许不得不 回到一位儿科医生的道路上来。 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他到我们位于南芝加哥的家来拜访。 他上门服务, 他真是一位人民公仆。 这些内容,对于医疗服务来说, 没有什么新颖之处。 新颖的是其覆盖范围的扩大, 以及医生的面庞: 拉丁美洲医学院的毕业生, 更可能是一名女性而非男性; 一位在亚马逊、秘鲁或危地马拉 当地行医的本土医生; 在美国,很可能是一位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的 有色人种医生。 她们受过良好训练,值得信赖, 她们与病人来自同一种族,并有文化共通感, 她们理应获得我们的支持, 因为无论是坐着地铁、骑着骡子,还是乘着独木舟, 她们都在教我们怎样将想法「付诸行动」。

谢谢。(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