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D中文》文字稿：《故事FM》创始人用声音纪录片探索什么样的人生值得过 | 寇爱哲

2015年，我当时还在一个外媒的驻华记者站工作，有一次，我们扛着摄像机，去釆访一位中年女性，她叫张玉芬，她有一个非常吓人的外号——“二奶杀手”。

因为在九十年代末，张玉芬的丈夫出轨，弃她而去，离婚，她咽不下这口气，所以就去跟踪她的丈夫，想要把第三者揪出来。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她认识了九个跟她一样遭遇的中年女性，她们就一起成立了一个女子侦探所。

我们当时之所以去做这个选题，是因为那时是中国反腐运动的高潮时期。大家也都知道，当时很多落马的腐败官员，他们都会牵扯出有情妇的问题。那我们做这个选题，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当时包括我们在内的很多外媒，报导这个选题都是在这个背景之下。

但我个人其实对这种叙事并不满意，因为我对政治背景不感兴趣。而且，我觉得反腐跟张玉芬的个人故事其实没有多大关系。

但我个人还是对上一代的女性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发生了非常浓烈的兴趣。这个故事的后续是，张玉芬她那九个姐妹，因为长期的积郁成疾，后来陆续去世，只剩张玉芬一人。

为了争一口气把后半辈子都搭进来，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事。我就想去探究，在这背后，她们的原动力到底是什么。后来我自己又去见了一次张玉芬，这一次我没有扛摄像机，我只拿了一个录音机，我想用声音的方式来记录下她的故事。

我去到了张玉芬在北京郊区租的一个小院子，因为张玉芬名声在外，很多有相同遭遇的女性都会投奔她，所以她租了这个院子，作为一个女子庇护所，起名叫“月亮湾驿站”。在这个月亮湾驿站，我见到了张玉芬和另外几个她的姐妹，我跟她们几个聊了一下午，回来之后我就剪了我人生当中第一个声音纪录片，我把这期节目命名为《二奶杀手和她的姐妹们》。

但剪完之后，其实我不是很自信，因为我不知道这种节目形式到底有没有人会喜欢听，大家会不会感兴趣，所以我拿我老婆当“小白鼠”。那天我就给她戴上耳机，我假装没有在注意她在听的状态，但实际上我紧张得要命。我每隔一分钟都抬头瞟一下她的表情，然后我注意到她笑了，一次、两次、三次，她每一次笑的时候，我都在旁边拿一个小本子记下来，画“正” 。

最后她听完了之后，我记下来，她笑了十七次。

这时候我知道：这个节目应该是成了。

后来我就创建了一档播客节目，叫《故事FM》，也组建了一支专门用声音叙事的方法来收集真实故事的团队。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收集了五百多个故事。

在创建《故事FM》之初，我想了一个slogan：“在这里，我会用声音纪录片的形式，带你跨过田埂，穿过胡同，收集那些动人的真实故事。”

什么是声音纪录片呢？

声音纪录片其实在中文世界里，可以说是一个很新的概念。但在欧美，尤其是英文世界，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

对我们的团队来说，声音纪录片大概有狭义和广义两个区分。狭义的声音纪录片，我们有一个同名栏目在，我们做了四年多，其实也只生产了十几期节目，因为这种节目生产成本非常高。这种形式要求我们一定要深入到现场当中，去记录那些正在发生的正在进行时的故事。

另外一种就是广义的声音纪录片，这泛指所有非虚构的声音叙事。这方面，《故事FM》做了很多节目形式的试验，其中最成熟的一种，我们做得最多的一种，是个人口述类型的节目。这种节目形式，基本上一期节目就是一个人的声音。我们的制作人会釆访、引导他，让他娓娓道来一段人生经历。

在釆访当中，我们也会重点去挖掘和呈现他那些现场的画面，让我们听众在听的时候能够非常代入，有纪录片式的临场感。这种节目风格后来强烈到，当大家一说到个人口述类型的节目，都会说：“这是《故事FM》型的节目。”

因为这种节目形式之前太少见了，所以一开始还闹出了不少笑话，曾经我看到一个评论说：“这个《故事FM》的主播还蛮厉害的，每一期节目都可以模仿不同人的嗓音来讲故事。”

我做了这件事之后，觉得非常荣幸，也非常难得，因为我找到一个自己真正喜欢，并且还有点擅长的事儿。

我做了这件事之后，觉得非常荣幸，也非常难得，因为我找到一个自己真正喜欢，并且还有点擅长的事儿。但是在做这个事的过程中，我渐渐地意识到，其实这个事情本身深深地影响了我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

前不久，我们釆访了纪录电影《1950他们正年轻》的导演宋坤儒。

宋坤儒寻访了很多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其中有一个老兵就跟宋坤儒说：“电视上的那些战争片啊，跟我经历过的战争，实在是太不一样了。”

在真正的战争中，人看到的都是细节，残忍而让人永远无法忘怀的细节，这些细节，其中就包括他看到了战友惨白的肠子和沾满碎肉的长辫子。

其实很多喜欢讨论战争的人，都喜欢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或者是战争史这些非常宏大的角度去讨论战争。但是对那些看过战争细节的人来说，最直接的冲击力，就是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和战争的非人性。这时候我们才会真切地认识到，为什么我们要尽一切一切的可能去避免战争。

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经常被教育说“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要高瞻远瞩”，“要认识到历史的必然性”。但其实我觉得大的图景和微小的细节之间，它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大的图景应该是由小的细节所构成，那这些小的细节，就应该落在人的身上——个体的悲欢和选择。

《人生七年》，这个纪录片可能很多人看过，前两年非常火，英国的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团队选了一组七岁的孩子，每隔七年回访他们一次，一直跟到这些人成长到五十六岁。这组片子非常完美地呈现出来，阶级，是如何影响到人一生的命运。

当我们在讨论什么是公平的教育制度，什么是公平的福利制度时，我们非常需要这样的记录。

对我个人影响最大的一组报道是《南方周末》做的，后来他们把这组报道集结成书——《这儿与那儿》。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是从1998年开始，选了沿海福建的一条街、中原河南的一个村、西部四川的一个镇。这三个点，每一年，他们的记者都会去回访一次，记录下这里的人这一年来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我当时正是学生时代。 1998年到2008年，那是中国经济发展最迅猛的十年，我那时每期《南方周末》都必买，每次拿到报纸后，我都去翻里面这组报道出来没有，跟追剧似的。后来它的确也深刻地影响了我最后进入媒体行业。

用记录个体的方式来记录下时代的变迁，这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非常酷的事情。我经常说：“时间是最好的编剧，只要你肯下笨功夫，假以时日，你一定能记录下非常棒的内容。”

当然也不是每一个记录都需要我们花费这么大时间跨度的精力，小时间跨度中的同样有意义，像在去年疫情刚爆发不久，我们做了一期节目，叫《一通武汉方舱来的电话》。

我们有位听众，这个女孩叫阿念，她们一家人被隔离到不同的方舱医院。她进入方舱后，每天晚上八点半，我们的制作人也卜都会跟她通一个电话，录下这个电话。阿念每天都会跟她说今天在方舱发生了什么，她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后来录了几天之后，我们把这些录音集结在一起，变成了这期节目。这期节目的结尾，阿念的外婆是重症，后来被送到了“火神山”，阿念为了去照顾外婆，主动申请调到“火神山”，跟外婆一个病房去隔离。

后来，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包括央视在内的很多央媒纷纷跟进报道，“火神山女孩”就数次上了微博热搜。

我是在2010年从一个事业单位里辞职，选择进入媒体。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这是因为，当时我每天都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坐在办公室里，同一批同事，看着窗外的世界，我总感觉，我好像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真真切切地活过一样。

而那时，我理想中最好的职业，应该就是成为一个记者，因为记者能够去最多的地方，见最多的人，听最多的故事。这能无限扩充我的生命体感，而且这是个跨度非常之大的体感：因为从商界精英到煤矿工人，他们都可以把生活细节讲给你听。

我上次来成都时，是去江油釆访这个女孩，她叫李裕。

李裕在2008年是北川中学的学生，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她被埋在废墟之下28小时，被挖出来之后，她的右腿已经坏死，做了截肢手术。

2018年我釆访了李裕，那是地震十周年的时候，采访完两年之后，忽然有一天，李裕给我发微信说：“爱哲大哥，下个月底我就要结婚了，想邀请你来参加。”我听了之后非常非常激动，因为2018年我做那期节目的时候，播出的时候，她还是单身。我们很多听众都说：“李裕这么可爱的姑娘，怎么可能没有男朋友。”两年之后，她就找到了自己的真爱，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在江油我参加的这场婚礼，是我记忆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场婚礼，这场婚礼简直就是北川中学的同学会，很多来参加的宾客都是北川中学受过伤的学生。

跟这些人聊过之后，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汶川地震”这个概念，它符号化的一面开始在我脑子里瓦解。对我来说，它不再仅仅是一个国家记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不再定格在那一刻，它开始在生长，因为经历过它的那些人，他们还要继续生活，他们还要与创伤共存，他们还要寻找自己的幸福。

那我在记录他们这些生活的实感。

我也计划，以后每隔两年，都再去拜访李裕和她周围的朋友们，记录下她们未来的那些历程。

可能有很多人也会问我：“除了获得一点生活的实感，做这些事情到底有什么用呢？”我觉得非常有用，甚至我觉得，这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为什么？因为这种实感，实际上是一种代入感，它能够让你代入到一个你永远未曾经历过的人生当中，从亲历者的视角，去体验和理解他的处境和他的选择。

这种让互相不理解的人去理解对方，我觉得这是在当下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故事FM》做的五百多期节目里，我们釆访每一个人物，都希望能呈现出这样的效果，促进这些人的理解。

其中就包括，好比我采访的小鹿，我们是2018年釆访的小鹿，她是一个脱口秀艺人，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几个女性脱口秀演员。小鹿的故事告诉我们：女孩儿也可以非常的搞笑。

这是Yummy，她创建了一个女性愉悦社区，开始让女生们能够公开、大声地讨论性愉悦的话题。

这是赵一凡，一个麻醉师，2013年他作为“无国界医生”的一员，去到阿富汗的一个创伤医院做人道主义救援，他是众多活跃在国际救援一线的中国人当中的一位。

这是谢驭飞，也是我的朋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其实大部分人去纹身，真的不是想当黑社会，他们只是想记住一个人或者是他的宠物。

在中间的那个女孩儿，她叫潘美好，自幼下肢瘫痪，但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推着轮椅，一个人，来到北京北漂。她不仅打破了大家对残障人士只能窝在家里的刻板印象，而且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工作，过上了独立的生活。

这是苗会玲，中国有三千万卡车司机，但大家不知道，这些卡车司机背后的妻子，很多人和卡车司机一起生活在驾驶室里，在驾驶室做饭、洗衣、睡觉，中国经济腾飞的背后，也有她们的一份贡献。

在我近四十年的人生经历当中，我一直试图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值得过的？” 我觉得，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我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经历，去体验，去聆听更多人的故事，这样才能够找出答案。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地意识到，可能这个答案并不重要了，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用《故事FM》记录下的这些人的故事告诉大家：当下，有这些人，以这样的方式生活过，我觉得就已经够了。

谢谢大家。

2015年，我當時還在一個外媒的駐華記者站工作，有一次，我們扛着攝像機，去釆訪一位中年女性，她叫張玉芬，她有一個非常嚇人的外號——「二奶殺手」。

因為在九十年代末，張玉芬的丈夫出軌，棄她而去，離婚，她咽不下這口氣，所以就去跟蹤她的丈夫，想要把第三者揪出來。后來在這個過程當中，她認識了九個跟她一樣遭遇的中年女性，她們就一起成立了一個女子偵探所。

我們當時之所以去做這個選題，是因為那時是中國反腐運動的高潮時期。大家也都知道，當時很多落馬的腐敗官員，他們都會牽扯出有情婦的問題。那我們做這個選題，是在這個大背景之下，當時包括我們在內的很多外媒，報導這個選題都是在這個背景之下。

但我個人其實對這種敘事并不滿意，因為我對政治背景不感興趣。而且，我覺得反腐跟張玉芬的個人故事其實沒有多大關系。

但我個人還是對上一代的女性為什么會做出這樣的選擇，發生了非常濃烈的興趣。這個故事的后續是，張玉芬她那九個姐妹，因為長期的積郁成疾，後來陸續去世，只剩張玉芬一人。

為了爭一口氣把后半輩子都搭進來，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難以理解的事。我就想去探究，在這背后，她們的原動力到底是什么。后來我自己又去見了一次張玉芬，這一次我沒有扛攝像機，我只拿了一個錄音機，我想用聲音的方式來記錄下她的故事。

我去到了張玉芬在北京郊區租的一個小院子，因為張玉芬名聲在外，很多有相同遭遇的女性都會投奔她，所以她租了這個院子，作為一個女子庇護所，起名叫「月亮灣驛站」。在這個月亮灣驛站，我見到了張玉芬和另外几個她的姐妹，我跟她們几個聊了一下午，回來之后我就剪了我人生當中第一個聲音紀錄片，我把這期節目命名為《二奶殺手和她的姐妹們》。

但剪完之后，其實我不是很自信，因為我不知道這種節目形式到底有沒有人會喜歡聽，大家會不會感興趣，所以我拿我老婆當「小白鼠」。那天我就給她戴上耳機，我假裝沒有在注意她在聽的狀態，但實際上我緊張得要命。我每隔一分鐘都抬頭瞟一下她的表情，然后我注意到她笑了，一次、兩次、三次，她每一次笑的時候，我都在旁邊拿一個小本子記下來，畫「正」。

最后她聽完了之後，我記下來，她笑了十七次。

這時候我知道：這個節目應該是成了。

后來我就創建了一檔播客節目，叫《故事FM》，也組建了一支專門用聲音敘事的方法來收集真實故事的團隊。迄今為止，我們已經收集了五百多個故事。

在創建《故事FM》之初，我想了一個slogan：「在這里，我會用聲音紀錄片的形式，帶你跨過田埂，穿過胡同，收集那些動人的真實故事。」

什么是聲音紀錄片呢？

聲音紀錄片其實在中文世界里，可以說是一個很新的概念。但在歐美，尤其是英文世界，已經有了近百年的歷史。

對我們的團隊來說，聲音紀錄片大概有狹義和廣義兩個區分。狹義的聲音紀錄片，我們有一個同名欄目在，我們做了四年多，其實也只生產了十几期節目，因為這種節目生產成本非常高。這種形式要求我們一定要深入到現場當中，去記錄那些正在發生的正在進行時的故事。

另外一種就是廣義的聲音紀錄片，這泛指所有非虛搆的聲音敘事。這方面，《故事FM》做了很多節目形式的試驗，其中最成熟的一種，我們做得最多的一種，是個人口述類型的節目。這種節目形式，基本上一期節目就是一個人的聲音。我們的制作人會釆訪、引導他，讓他娓娓道來一段人生經歷。

在釆訪當中，我們也會重點去挖掘和呈現他那些現場的畫面，讓我們聽眾在聽的時候能夠非常代入，有紀錄片式的臨場感。這種節目風格后來強烈到，當大家一說到個人口述類型的節目，都會說：「這是《故事FM》型的節目。」

因為這種節目形式之前太少見了，所以一開始還鬧出了不少笑話，曾經我看到一個評論說：「這個《故事FM》的主播還蠻厲害的，每一期節目都可以模仿不同人的嗓音來講故事。」

我做了這件事之后，覺得非常榮幸，也非常難得，因為我找到一個自己真正喜歡，并且還有點擅長的事兒。但是在做這個事的過程中，我漸漸地意識到，其實這個事情本身深深地影響了我認識這個世界的方式。

前不久，我們釆訪了紀錄電影《1950他們正年輕》的導演宋坤儒。

宋坤儒尋訪了很多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老兵，其中有一個老兵就跟宋坤儒說：「電視上的那些戰爭片啊，跟我經歷過的戰爭，實在是太不一樣了。」

在真正的戰爭中，人看到的都是細節，殘忍而讓人永遠無法忘懷的細節，這些細節，其中就包括他看到了戰友慘白的腸子和沾滿碎肉的長辮子。

其實很多喜歡討論戰爭的人，都喜歡從地緣政治、意識形態或者是戰爭史這些非常宏大的角度去討論戰爭。但是對那些看過戰爭細節的人來說，最直接的沖擊力，就是認識到戰爭的殘酷和戰爭的非人性。這時候我們才會真切地認識到，為什么我們要盡一切一切的可能去避免戰爭。

我們在成長過程當中，經常被教育說「不要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要高瞻遠矚」，「要認識到歷史的必然性」。但其實我覺得大的圖景和微小的細節之間，它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關系。大的圖景應該是由小的細節所構成，那這些小的細節，就應該落在人的身上——個體的悲歡和選擇。

《人生七年》，這個紀錄片可能很多人看過，前兩年非常火，英國的一個紀錄片。這個紀錄片團隊選了一組七歲的孩子，每隔七年回訪他們一次，一直跟到這些人成長到五十六歲。這組片子非常完美地呈現出來，階級，是如何影響到人一生的命運。

當我們在討論什么是公平的教育制度，什么是公平的福利制度時，我們非常需要這樣的記錄。

對我個人影響最大的一組報道是《南方周末》做的，后來他們把這組報道集結成書——《這兒與那兒》。他們是怎麼做的呢？他們是從1998年開始，選了沿海福建的一條街、中原河南的一個村、西部四川的一個鎮。這三個點，每一年，他們的記者都會去回訪一次，記錄下這里的人這一年來都發生了哪些變化。

我當時正是學生時代。1998年到2008年，那是中國經濟發展最迅猛的十年，我那時每期《南方周末》都必買，每次拿到報紙后，我都去翻裡面這組報道出來沒有，跟追劇似的。后來它的確也深刻地影響了我最后進入媒體行業。

用記錄個體的方式來記錄下時代的變遷，這在我看來，是一個非常非常酷的事情。我經常說：「時間是最好的編劇，只要你肯下笨功夫，假以時日，你一定能記錄下非常棒的內容。」

當然也不是每一個記錄都需要我們花費這么大時間跨度的精力，小時間跨度中的同樣有意義，像在去年疫情剛爆發不久，我們做了一期節目，叫《一通武漢方艙來的電話》。

我們有位聽眾，這個女孩叫阿念，她們一家人被隔離到不同的方艙醫院。她進入方艙后，每天晚上八點半，我們的制作人也卜都會跟她通一個電話，錄下這個電話。阿念每天都會跟她說今天在方艙發生了什麼，她的感受是什麼樣的。後來錄了几天之後，我們把這些錄音集結在一起，變成了這期節目。這期節目的結尾，阿念的外婆是重症，後來被送到了「火神山」，阿念為了去照顧外婆，主動申請調到「火神山」，跟外婆一個病房去隔離。

后來，我們的節目播出之后，包括央視在內的很多央媒紛紛跟進報道，「火神山女孩」就數次上了微博熱搜。

我是在2010年從一個事業單位裡辭職，選擇進入媒體。為什么做出這樣的選擇？這是因為，當時我每天都過着兩點一線的生活，坐在辦公室裡，同一批同事，看着窗外的世界，我總感覺，我好像沒有在這個世界上真真切切地活過一樣。

而那時，我理想中最好的職業，應該就是成為一個記者，因為記者能夠去最多的地方，見最多的人，聽最多的故事。這能無限擴充我的生命體感，而且這是個跨度非常之大的體感：因為從商界精英到煤礦工人，他們都可以把生活細節講給你聽。

我上次來成都時，是去江油釆訪這個女孩，她叫李裕。

李裕在2008年是北川中學的學生，汶川地震發生的時候她被埋在廢墟之下28小時，被挖出來之后，她的右腿已經壞死，做了截肢手朮。

2018年我釆訪了李裕，那是地震十周年的時候，採訪完兩年之后，忽然有一天，李裕給我發微信說：「愛哲大哥，下個月底我就要結婚了，想邀請你來參加。」我聽了之后非常非常激動，因為2018年我做那期節目的時候，播出的時候，她還是單身。我們很多聽眾都說：「李裕這么可愛的姑娘，怎么可能沒有男朋友。」兩年之后，她就找到了自己的真愛，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在江油我參加的這場婚禮，是我記憶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場婚禮，這場婚禮簡直就是北川中學的同學會，很多來參加的賓客都是北川中學受過傷的學生。

跟這些人聊過之後，我的一個感受就是：「汶川地震」這個概念，它符號化的一面開始在我腦子里瓦解。對我來說，它不再僅僅是一個國家記憶，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它不再定格在那一刻，它開始在生長，因為經歷過它的那些人，他們還要繼續生活，他們還要與創傷共存，他們還要尋找自己的幸福。

那我在記錄他們這些生活的實感。

我也計划，以後每隔兩年，都再去拜訪李裕和她周圍的朋友們，記錄下她們未來的那些歷程。

可能有很多人也會問我：「除了獲得一點生活的實感，做這些事情到底有什么用呢？」我覺得非常有用，甚至我覺得，這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為什么？因為這種實感，實際上是一種代入感，它能夠讓你代入到一個你永遠未曾經歷過的人生當中，從親歷者的視角，去體驗和理解他的處境和他的選擇。

這種讓互相不理解的人去理解對方，我覺得這是在當下最有意義的一件事。《故事FM》做的五百多期節目里，我們釆訪每一個人物，都希望能呈現出這樣的效果，促進這些人的理解。

其中就包括，好比我採訪的小鹿，我們是2018年釆訪的小鹿，她是一個脫口秀藝人，那時候中國還沒有几個女性脫口秀演員。小鹿的故事告訴我們：女孩兒也可以非常的搞笑。

這是Yummy，她創建了一個女性愉悅社區，開始讓女生們能夠公開、大聲地討論性愉悅的話題。

這是趙一凡，一個麻醉師，2013年他作為「無國界醫生」的一員，去到阿富汗的一個創傷醫院做人道主義救援，他是眾多活躍在國際救援一線的中國人當中的一位。

這是謝馭飛，也是我的朋友，他的故事告訴我們：其實大部分人去紋身，真的不是想當黑社會，他們只是想記住一個人或者是他的寵物。

在中間的那個女孩兒，她叫潘美好，自幼下肢癱瘓，但她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她推着輪椅，一個人，來到北京北漂。她不僅打破了大家對殘障人士只能窩在家里的刻板印象，而且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工作，過上了獨立的生活。

這是苗會玲，中國有三千萬卡車司機，但大家不知道，這些卡車司機背后的妻子，很多人和卡車司機一起生活在駕駛室里，在駕駛室做飯、洗衣、睡覺，中國經濟騰飛的背后，也有她們的一份貢獻。

在我近四十年的人生經歷當中，我一直試圖在問自己一個問題：「什么樣的人生，才是值得過的？」 我覺得，如果要回答這個問題，可能我需要用一生的時間，去經歷，去體驗，去聆聽更多人的故事，才能夠找出答案。

但在這個過程中，我慢慢地意識到，可能這個答案并不重要了，因為在這個過程當中，用《故事FM》記錄下的這些人的故事告訴大家：當下，有這些人，以這樣的方式生活過，我覺得就已經夠了。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