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伊.斯图尔特: 阿富汗战争该结束了

今天的问题不是： 我们为什么进军阿富汗？ 问题是： 我们为什么在十年后的今天 还在阿富汗？ 为什么我们花费 1350亿美元？ 为什么我们在那里还有13万驻军？ 为什么被杀害的人数，在上个月 要多出 自从战争开始后的 前面任何一个月 这是怎么搞的？ 过去的20年 是军事干预的时代， 阿富汗只是这个五章悲剧中的 一个章节。 我们走出冷战后处于一种 绝望境地。 我们面对卢旺达； 我们面对波斯尼亚； 之后我们重新找回了自信。 在第三章中，我们进入了波斯尼亚和科索沃 并且看起来成功了。 在第四章中，傲慢， 助长了过度自信。 我们入侵了伊拉克和阿富汗。 在第五章中， 我们跌入了让人羞耻的混乱。

所以，问题是：我们在干什么？ 为什么我们还困在阿富汗？ 答案，当然， 我们被一再告知的 答案如下。 我们被告知我们进入阿富汗 是因为9／11 至于我们仍驻军在那里 是因为塔利班的存在对世界安全 构成极大威胁。 用奥巴马总统的话， “若塔利班再一次掌握控制， 基地组织将被招回， 然后他们将试图杀害 尽可能多的人们。” 我们被告知的故事如下， 在一开始留下的足迹太轻了 —— 换句话说，当时的情况 没有足够的驻军， 没有足够的资源， 我们让阿富汗人失望了。 他们觉得经济发展和安保方面 均进展缓慢， 所以塔利班回来了。 于是我们于2005和2006年的回应是 部署步队， 但我们在地面上的部队仍旧不够。 之后直到2009年， 奥巴马总统同意并签署了增兵的建议， 我们终于有了， 用(美)国务卿希拉里的话说， “正确的战略，合适的领袖，充足资源” 于是，有了总统先生的承诺， 我们驶向我们的目标。

所有这些都错了。 故事中的每一句话都错了。 阿富汗并没有 对全球安全构成 存在主义的威胁。 而塔利班 主掌权力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 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可能掌控喀布尔（Kabul）。 说白了，他们没有能掌权的军队， 退一步说，即使我错了，即使他们有能力掌权， 塔利班也绝不可能 请回“基地”组织。 因为在塔利班看来， 这正是他们上次犯下的最大错误。 若他们上次没有请回“基地”组织， 他们现在应该还在当权。

再退一步说，即使上面两点我都错说了， 即使塔利班能再一次当权， 即使他们请回“基地”组织， “基地”组织也没有可能 东山再起 危害美国 或是欧洲。 因为现在已经不是 90 年代了。 如果“基地”组织的大本营 设在加兹尼（Ghazni） 我们有能力给予他们极大的打击， 塔利班将很难 庇护他们。

再提一点有悖事实之处， 那就是说到阿富汗的困境 并将此归罪于“过轻的足迹”。 在我经验看来，事实上， 留下“轻轻的足迹”是非常有帮助的。 而我们带入的这些军队—— 一张贝克汉姆的靓照 和这些冲锋枪—— 使得情况恶化，而非缓解。 2001到2002年的冬天 我徒步穿越阿富汗， 我看到的是这样一副景象。 一个女孩，如果她幸运的话， 坐在阴暗房间的角落—— 幸运地能看到古兰经。 但就在这早几年 我们被告知我们没有足够的军队和资源时， 我们在阿富汗工作的进展是可人的。 仅用几个月的时间， 250万女童走进了学校。 我2002年时生病在 Sangin， 离我最近的诊所 要走三天才到。 今天，仅在那一个地区 就有14个诊所。 进展是可观的。 阿富汗人从塔利班时代的 几乎没有人拥有移动电话 到突然一夜间， 300万阿富汗人拥有手机。 我们在媒体自由反面也有进展。 还有竞选的进展—— 所有的这些成就于所谓“轻轻的足迹”。

但是当我们开始投入资金， 当我们注入了资源， 情况开始变糟糕了，而非转好。怎么回事？ 首先你看，如果你每年给阿富汗这样的国家 注入 1250 亿 阿富汗这个国家全年的收入是 10亿每年， 你把所有都淹没了。 这造成的不单单是腐败 和浪费 你在根本上混淆了阿富汗政府的主要任务， 被选举出的阿富汗政府， 面对的是这些有微观管理倾向的 只在这里做短期停留的 有自己目的的外国人。 同理适用于军队。

我穿越阿富汗时， 我借住在这样的一些人那里。 这是指挥官（名）Haji Malem Mohsin Khan of Kamenj。 指挥官（名）Haji Malem Mohsin Khan of Kamenj是很好的主人。 他很慷慨 就像许多我呆过的阿富汗人家一样。 但他相比下要保守的多， 更加排斥外国人， 更加伊斯兰主义 我们有时不愿承认这点。 例如这位，Mullah Mustafa， 曾试图射杀我。 我在这张相片中看起来有些困惑的原因 是因为我有点儿吓着了， 而且那天我刚在沙漠里 跑了一个小时，到这家避难 我没敢问他为什么 他突然出现，还想和我一起照照片。 但18月后，我问他 为什么曾试图射杀我。 然后Mullah Mustafa——他是拿着纸笔的那位—— 解释给我说，用你的角度看坐我在紧左边的这位， （名）Nadir Shah 和他打赌，他打不着我。 我的意思不是说 阿富汗的人都跟Mullah Mustafa似的。 不是的；那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充满了活力和智慧。 但同是此地 被注入了部队 暴力增加了，而非减少。

2005年，（名） Anthony Fitzherbert， 农业工程师， 能通过 Helmand， 能在 Nad Ali, Sangin 和 Ghoresh 停留歇脚， 这些村庄现而今都是战地。 今天，他不可能再这样旅行了。 所以，若说我们是回应塔利班的崛起 而部署部队 此说法是错误的。 塔利班的崛起不是在部队之前， 而是随部队的部署而来。 依我看， 部队的部署导致了塔利班的归来。

这是个新说法吗？ 不是，在过去的七年里， 已经有许多人提出过此观点。 我于2008到2010年在哈佛 主持一个学术中心。 在那儿的人，像 Michael Semple 能说流利的阿富汗语， 他游遍了阿富汗几乎所有地方。 又例如 Andrew Wilder， 出生在巴基斯坦和伊朗的边境线上， 一生都工作在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 Paul Fishstein 从1978年起就开始在那工作—— 在“拯救儿童”（慈善机构——译者注）， 负责阿富汗的研究和评估小组。 这些人，他们有这个资格 而且他们从始至终都说 增加发展援助 只会使阿富汗变危险，而非安全—— 而平息反叛的战略 起不了作用也将不会起作用。 但是，没人听他们的。 反之， 一连串令人惊讶的乐观。

从2004年开始， 每一位将军上位后都说， “尽管我继承下来的是一幅惨淡局面， 但终于我有了合适的资源和正确的战略， 将创造，“ 用 Barno 将军2004年的原话， 那“具有决定性的一年” 你猜怎么着？他食言了。 但这并不足以阻止 Abuzaid 将军说 他拥有战略和资源 来创造， 在2005年， 那“具有决定性的一年”； 或 David Richards 将军2006年上任时 说他有合适的战略和资源 可带来“关键的一年”。 或是2007年， 挪威外交部副部长 Espen Eide, 说那将创造 “具有决定性的一年”。 或2008年，Champoux 少将 上任后说他将带来 “具有决定性的一年”。 或是2009年，我的好友， Stanley McChrystal 将军， 说他已经 “坚定地迈入这决定性的一年中了。” 或是2010年， 英国外交秘书，David Miliband, 说我们至少创造了 “具有决定性的一年”。 2001年的今天，你一定会高兴地听到， 德国外交部长，Guido Westerwelle， 说让我们放心，因为我们处在了 “具有决定性的一年”。

（鼓掌声）

我们是怎么 让这一切发生的？ 答案，当然，是因为， 如果你在一个国家每年 花 1250 亿或 1300亿美元， 你得和几乎所有人合作， 甚至连援助机构 由于他们从美国和欧洲政府 那里收到巨资 建设学校和诊所 他们也开始不愿意 挑战和面对现存的说法 说阿富汗对全球安全 存在极大威胁。 换句话说，他们担心， 如果人们相信那里没有那么大的威胁， 像乐施会和拯救儿童这样的慈善机构 将失去这些资金 也就建不成他们的医院和学校。 另外你很难在一位胸前挂满勋章 的将军面前提出异议。 对政客来说这很难， 你怕或许这么多人白白浪费了生命。 你深深感到愧疚。 你夸大你的恐惧 然后你被竞选失败的屈辱前景 吓倒了。

如何解决这局面？ 解决的办法是 我们需要 像 Michael Semple 他们这样的人， 了解国家的情况，讲述当地的实情， 在当地有30年的经验—— 更重要的是， 这之中缺失的成分—— 阿富汗的人们， 他们明白发生在自己国家的事。 我们需要找到一条渠道，把他们的声音 传递给决策者。 由于我们的体制 这点很难做到。

首先我们需要改变的 是我们政府的结构。 非常悲哀的是， 我们的使馆，联合国 驻扎在这些国家的军队 不了解当地情况。 英国军人驻扎的平均任期只有六个月； 意大利军人，驻扎任期四个月； 美国军队，驻扎任期十二个月。 驻地的外交人员不让出使馆。 即使出行，也是在戒备森严的车辆中 并有吓人的保镖陪伴 你还要提前24小时预定这些保镖 他们只准许你在外边停留一个小时。

在阿富汗的英国使馆 2008年， 整个使馆的350名工作人员， 只有三个人会把阿富汗的主要语言 波斯语，说到流利的程度。 没有一个人会讲普什图语的。（阿富汗另一主要语言——译者注） 在伦敦的阿富汗部 负责制定阿富汗当地政策的部门， 去年我被告知 在那个部门的对外办公室 没有一个成员 曾经在 阿富汗任过职。 所以我们需要改变这种体制文化。 我可以指出美国有同样的问题 还有联合国也是。

第二，我们需要小心对待将军们的乐观。 我们需要一些怀疑态度， 建立在我们对军队的了解 乐观态度是融在军队的基因中的， 我们对这点 不够敏感。 第三点，我们应该有谦逊的态度。 我们需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定位 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权力， 我们的合法性 都时有限的。 这并不是说 在世界上的干预都是无益的。 不是的。

波斯尼亚和科索沃 都是成功的实例， 了不起的成功。 今天你若去波斯尼亚 你是不会相信 90年代我们看到的那些情景，真正发生过。 自从1994年，在我们的帮助下，那里的进展 简直让人无法相信 难民回归家园， 有悖于联合国难民署的预测 认为十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在那里大规模的发生了。 一百万份地产被退还。 波什尼亚克 和波斯尼亚塞族之间的边界停止了争端。 国家的军队缩减了。 波斯尼亚今天的犯罪率 比瑞典还要低。

成就于此 是源于国际社会 了不起的，有原则的努力 当然，最主要的是 波斯尼亚人自己的努力。 另外你需要看事发的背景。 这是我们在对待阿富汗和伊拉克中缺失的。 在那里我们要明白 要素是 首先，图季曼和米洛舍维奇 在达成协议中的角色， 他们的下台， 当地局势的改善， 欧盟能给波斯尼亚 带来的是新的开始； 一个机会 能加入一个新生的俱乐部， 一个加入美好前景的机会。

然后，我们需要看明白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 我们成就的秘密， 我们成功的秘密， 是我们的谦逊—— 是我们在干预时小心谨慎。 我们批评了很多波斯尼亚的人 他们对战犯迟迟采取不了行动。 我们批评他们 在接受难民时行动缓慢。 想起克林顿总统开始时说 美国军队只需驻扎一年， 但正是这缓慢的行动，这谨慎， 现在看来是优势， 这帮助了我们搞清重点。

在我们对阿富汗的干预中 最悲哀的莫过于 所有人的重点不一致。 我们的资源配置也不在重点上。 你看若我们是在反恐， 巴基斯坦远比阿富汗重要。 若我们是保卫区域局势稳定， 埃及相比更加重要。 若我们是在为贫困和发展而担忧，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应是重点。 这并不是说阿富汗不重要， 但这只是世界上我们需要 照顾的40个国家之一。

那么如果我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国际干预， 我们可以把它 想象成山地救援。 为什么用山地救援比喻？ 因为当人们说起国际干预， 他们脑子里出现的是科学理论—— 兰德公司出去 搜集43个叛乱先例的资料 制出一个数学方程式 得出的答案告诉你，每20个居民 需要一个专业反叛部队成员保护。 这是错误的方法。 应该用山地救援的方法看待此任务。

山地救援中， 你绝不会套用公式来用于山地救援， 你会找个熟悉地形的人。 一切因情况而定。 你可以提前准备， 但可准备的程度 是有限的。 你可以带点些水，带张地图， 背个包。 但真正起确定性因素的问题 是两种困难—— 在山间出现的 不可预料的困难， 例如，山斜坡上结的冰， 这个还可以避开， 另外就是你无法预料 也没办法避开的困难， 像突发的暴风雪或是雪崩 甚至仅是天气的变化。

这里的关键 就是找一个到过此山的向导， 了解在每个温度下 每季每时此山的状况—— 最关键的是，这个向导， 知道该在何时放弃返回， 在骤然恶化的环境下他不会 一而再，再而三地尝试。 我们挑选消防员， 警察和登山者时用的条件， 也适用于国际干预人员的选择， 那就是智能的冒险者—— 不是那些跳入深崖的人， 不是冲进熊熊燃烧的房间的人， 而是会判断风险， 并承担责任的人。 因为我们在阿富汗最坏的行动是 给出了一个理念 那就是不准失败。 这使得失败变成了透明的， 不可思议的，然后不可避免的。 我们若抵抗住了这 疯狂口号的诱惑， 我们就会发现—— 在埃及，叙利亚，利比亚， 还有我们干预的世界各处—— 若我们能比我们假装出来的，能做到的，要少做一些， 我们将会做到我们担忧中的，做不到的，要多很多。

十分感谢。

（鼓掌声）

谢谢。十分感谢。 谢谢。十分感谢。 谢谢。谢谢。谢谢。

（鼓掌声）

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

（鼓掌声）

Bruno Giussani: 罗伊，你在最后提到利比亚。 简单的，你对那里现状是什么的看法 还有在那里的干预？

罗伊：好，我认为利比亚是一个经典的问题。 利比亚的问题是 我们总是要非黑既白。 我们总想象只有两种选择： 或者是完全投入部署部队 或是孤立对方。 我们总是忍不住深深的陷进去。 我们刚把脚趾放进去，整个人就陷进去了。 我们在利比亚应该 严格遵守联合国决议。 我们应该非常严格把自己的参与限制于 保护班加西的平民。 我们本可以做到这点。 我们在48小时内制定了禁飞区 因为卡扎菲在48小时内 没有飞机。 反之，我们没能承受住 改朝换代的诱惑。 这使得我们在安理会面前失去了信誉， 也给叙利亚决议的达成 难上加难， 我们再一次为自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再次重申，谦逊态度， 自限，诚实， 切合实际的期望 我们是可以有所成就，并为之自豪的。

罗伊，非常感谢你。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