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kram Patel：通过公众参与来实现所有人的精神健康

让我们一起来想象一下， 有两个人，拉胡和拉吉， 住在一个小区， 教育程度相同，工作也差不多。 他俩都去当地的急诊室， 说他们有严重的胸部疼痛 急诊室给拉胡做了心脏检查， 却让拉吉回家。

是什么原因让这两个几乎一样的人 有着不同的遭遇？ 因为拉吉患有精神疾病。 得不到同等质量的医疗服务， 是导致精神疾病患者寿命 短于不罹患精神疾病的人 的原因之一。 即使是在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 这一寿命差距也有20年之多。 而在发展中国家， 两者的寿命差距更大。

然而，精神疾病当然也可以更直接地导致死亡。 最常见的例子就是自杀。 也许在座的一些朋友会感到吃惊，我那时也是， 因为我发现，自杀在引起青年死亡的主要原因中 排在第一位。 在每一个国家都是如此， 包括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不过，除去健康状况对寿命的影响， 我们还关心 生活质量。 现在，为了让我们准确的知道 健康对寿命和生活质量的全面影响 我们需要用到 一个叫做DALY的度量单位， DALY是伤残调整生命年的缩写(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 当我们这么做时，我们发现了精神疾病的一些令人震惊的事实， 而这些事实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 例如，我们发现了精神疾病是 引起生活不能自理的主要原因。 比如，抑郁正是第三大原因， 除此之外，还有 腹泻和儿童肺炎。 当把所有精神疾病看成一个整体， 全球15%的疾病负担 是由他们造成的。 事实上，精神疾病对人们的身体将抗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除了疾病负担， 让我们全面的了解一下精神疾病的破坏性。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到 全世界有 接近四亿到五亿的人 受到精神疾病的影响。 你们中有一些人 对这个数字赶到震惊， 但是，仔细想一下，精神疾病有数以万计的种类， 从儿童时的自闭症、智障 到成年的抑郁、焦虑、 滥用药物和精神病， 再到老年的痴呆， 我敢肯定的说，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 都能想到至少一个人， 在我们最熟悉的人中，至少有一个人 受到精神疾病的影响。 我看到一些人在点头。

除了这些令人震惊的数字， 从全球健康的角度来看， 真正重要和真正令人担忧的是， 在受影响的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 没有接受治疗 然而，这些治疗确实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请注意， 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 一些干预、药物治疗、心理辅导和社会干预 确实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有很大的作用。 但是，即使在资源丰富的国家 例如欧洲也有大约50%的人 不能接受治疗。 在我工作的一些国家， 甚至有90%的人 不能接受治疗。 因此，当你与 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交谈时， 你一般总是能听到他们说起 几乎在他们所有的生活领域， 他们都会有隐藏的痛苦、羞耻和被歧视的感觉。 但是，或许在他们的描述中， 最令人痛心的就是 对最基本的人权的践踏， 就像这张照片中的女子 这样的事情每天都会发生， 悲哀的是，即使是在本应该治疗人们精神疾病的 医院中也存在这种现象。

这是这一点让我感觉到我应该 试着做一点努力来改变 遭受精神疾病折磨的人们的生活， 我做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就是在 我们所拥有的改变生活、有效治疗的知识与 把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之间 搭建一所桥梁。 我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 极度缺乏像精神病专家和心理学专家这类的 精神健康专家， 而这一现在在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

现在，我在印度学习了医学， 我选择了精神病治疗作为的专业， 这让我妈妈和我的亲戚觉得很失望， 因为在她们严重神经外科医生才 配得上他们聪明的儿子。 我始终坚持着做精神病治疗不论遇到什么病例， 并且我让自己在英国一些最好的医院得到了锻炼。 我十分的幸运。 我与一些十分有天赋、有工作热情的人一起工作，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也是接受了严格训练的、 专业的精神疾病专家。

在我学习完不久，我首先在津巴布韦工作， 之后到了印度， 我又需要面对一个新的事实。 我需要面对的是，有一些地方 根本就没有精神病专家。 例如，在津巴布韦，只有大约十来个精神病医生， 并且他们中的大部分居住在哈拉雷（津巴布韦首都）， 使得只有几个精神病医生 负责生活在乡下的9百万人的 精神健康。

印度的情况不比津巴布韦好到哪里去。 具体地说，如果我把 英国精神病医生的人口比例 应用到印度 印度大约需要15万精神病医生。 然而事实又是怎样呢？ 实际上，印度只有3千精神病医生， 只是15万的百分之2。

我很快的意识到，在像印度或津巴布韦这些国家，我不能 我不能再遵循我所学的那种精神病治疗模式了， 因为那种模式的精神病治疗， 只能在一个人有能力获得专业的、昂贵的精神病专家的治疗 的情况下才能成功。 我必须打破思维定势， 寻找其他方式。

那时，我接触了这些书， 在这些书中我发现了 全球健康任务转变这一观点。 这一想法十分的简单。就是， 当你缺少专业的健康专家时， 可以找社区中有空闲时间的人 教给他们一些保健干预的知识， 这些书中就有一些鼓舞我的例子。 例如，书中有写到怎样使普通人学会 接生、诊断并治疗早期肺炎， 这些都十分的有效。 于是，我想到，如果我们可以训练普通人去 完成这些复杂的保健干预， 或许他们也能进行 精神疾病治疗。

今天，我十分高兴的告诉你们 在过去十年，发展中国家有许多 精神疾病治疗任务转移的实验， 我想和你们分享3个特殊的实验 的成果， 这三个实验都是关于最普遍 的精神疾病——抑郁症。 在乌干达的郊区，Paul Bolton 和他的同事 对该村村民进行实验，发现他们可以 进行抑郁症的人际关系精神疗法， Paul 和他的同事进行了一些随机控制实验， 他们发现接受这种干预的90%的人恢复健康， 而与之相比在对照组，只有 大约40%的人恢复了健康。 类似的，Atif Rahman和他的同时在 巴基斯坦的郊区也进行了随机控制实验， 该实验表明在巴基斯坦保健系统 的社区女工作者 在对患有抑郁的母亲进行认知行为治疗时 也同样在康复比例上取得了显著的提高。 大约75%的母亲获得了康复，而 对照组中只有45% 恢复了健康。 我在印度果阿的实验再一次证明 从当地社区中寻找的普通人 在经过培训后可以对抑郁、焦虑进行心理干涉， 这些健康顾问可以让70%的人恢复健康， 而即使在主要的健康中心， 这一数据也只能达到50%。

现在，总观这些关于任务转换的不同实验， 当然还有其他的实验， 当我试着寻找 成功的任务转换的 关键所在时， 我将其总结为这样一个缩略语：SUNDAR。 SUNDAR是什么意思呢？在印度语中是“诱人的意思”。 在我看来，对于一个有效的任务转换， 有五个关键之处， 请看幻灯片。 第一，我们需要简化信息， 将医学中的专业术语 剔除。 我们需要将复杂的，未经加工的保健干预 变成短小的内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简单的将其 教授给缺乏专业训练的人员。 我们提供的健康治疗，并不是在一些大型的机构中提供， 而是在人们家附近提供，并且 我们用的是当地社区有空闲时间且有能力 的人。 重要的是，我们要将有时间的仅有的几个专家 也重新划定角色， 例如，让他们做一些能力培养和监督的工作。

对我来说，任务转换是一个 在全球都有重要性的想法， 即使，这一想法是在发展中国家 这些缺乏资源的条件下产生的， 它对资源充足的国家同样有 许多重要意义。为什么是这样呢？ 一部分的原因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疾病治疗的费用差距 正在呈现螺旋式的发展，而这一趋势已经控制不了了， 其中，人力资源的耗费占很大一部分。 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就是，随着健康治疗 变得越来越专业， 它与当地社区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 对我来说，任务转变这一思想真正吸引人的地方 不是它可以使更多的人接受 健康治疗，而是 它的最基本的激励作用。 它激励普通人在治疗 本社区患者时变得更加有效， 同时，他们也成了患者们更好的 健康卫士。事实上，对我来说，任务转变是 医疗知识民主化的最终范例， 因此他也是医学力量民主化的最终范例。

仅在30年前，世界各国聚集在 阿拉木图发表了如图这个图标式宣言。 我认为，你们都能想到 12年后，我们离那个目标还是很遥远。 然而，今天，我们有条件 在充足的监督和支持下， 使得社区中的普通人通过接受训练 可以进行一系列有效的健康干预， 或许那个承诺已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 事实上，为了贯彻实现所有人健康这一口号， 我们需要所有人 对此的参与， 在精神健康方面，我们格外 需要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和 他们的护理者的参与。

几年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全球精神卫生运动成立了， 作为一个虚拟平台， 许多像我一样的专家和被精神疾病困扰着的人们 团结起来，肩并着肩， 倡导精神疾病患者获得 可以改变他们生活的治疗的权利， 让他们活的有尊严。

最后，我希望当你们空闲时或 在这不忙的几天或者以后的任何时候， 你们可以替你们认识的 患有精神疾病的 人或人们想想， 并尽可能的照顾他们。谢谢。（鼓掌） （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