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凯伦：如何停止刑讯逼供

1994年我走进柬埔寨的一所监狱 遇见了一个12岁的男孩 他被刑讯逼供 并且禁止接触律师 当我看着他的眼睛时，我意识到 尽管我曾经写过几百封 给政治犯争取权利的信，我恐怕不会 给他也写一封 因为这个12岁的孩子不是一个 为别人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 他不是政治犯 他12岁成为囚徒 只因为偷了一辆自行车 当时我还意识到 不仅仅在柬埔寨 而且在113个 存在刑讯逼供的发展中国家里 已经有93个国家通过了法律 宣布其公民有权聘请律师 而且有权不受逼供。

我认为我们有一个 极好的机会 将整个国际社会联合起来 制止刑讯逼供 我们时常把逼供看做 政治行为或者说 专门用于应对最坏的情况，可是其实 当今95%的逼供 并不针对政治犯 而是针对生活在 漏洞百出的法律体系下的人们 不幸的是刑讯逼供 是成本最低的审讯方法-- 比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制的成本要低得多 也比请律师 和寻求前期法律咨询要便宜得多 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 我相信今天 如果我们团结起整个国际社会，共同作出一个决定 来制止刑讯逼供 我们有可能在有生之年达成目标 但是有三个前提 首先是给予 全世界的法律援助者足够的训练、支持与帮助

第二是确保 程序化的前期法律咨询能够落实 其三就是承诺和责任 在2000年 我开始思考 如果我们真的联合起来会怎样？ 我们能否做点什么 来帮帮这93个国家？ 于是我成立了一个叫“国际正义桥”的机构 这个机构有一个特殊的任务 那就是阻止刑讯逼供 维护正当的法律权益 我们在上述93个国家组织了一批训练有素的律师 在案件审理早期就前往警察局 和法院 而我最初的经验 都来自柬埔寨，我记得 第一次去那里时，是1994年 整个国家 只有不到10个律师，因为 红色高棉运动几乎把他们杀光了

哪怕是20年之后 全国也只有10个律师，因此 当你走进一所监狱 你不仅会遇到12岁的小孩 还会遇到女人，然后你问 “你为什么被关进来？”女人们会说 “我被关了10年了，就因为 我丈夫犯了罪，警察抓不到他。” 所以柬埔寨根本没有法制可言

第一个法律援助团队组建起来后， 我记得在对他们进行训练的时候，我说 “好了，告诉我审讯的时候你们怎么做？” 全班都静悄悄的，最终 一个女人站起来 她说“克鲁”，就是柬埔寨语“老师”的意思 她说：“我曾经 帮一百多人辩护，但我从来都不用 对他们审讯 因为他们来了之后就会主动坦白。“

然后我们全班一起讨论了一些事实： 第一：他们主动坦白的信息 不一定可靠，但是第二： 我们不想鼓励警方 继续进行刑讯逼供，尤其是 现在这是违反法律的 这些律师们需要很多勇气 才决定他们要 站出来互相协助 确保法律不是空文 我还记得最早的那些案件中 律师们一共25个人，那个女律师 站起来，其他人在她身后 支持她，而法官 不断地说：”不不不不，我们要 完全按照以前做事的程序做。“

但是有一天出现了个完美的案件 被告是一个卖菜的女人 她坐在一间房子外面 她说自己的确看到 一个人跑出来，她认为这个人偷了 不知是个什么珠宝，但警察 来了，抓了她，她身上什么都没有 当时还怀孕了。她身上 有烟头烫伤的痕迹。最终不幸流产了 当她的案子 刚被递交给法官时，法官就站起来说 “的确， 除了逼供获得的供词外没有其他证据 你将被释放。”

于是我们的律师开始受理这些案件 反反复复地做 而且他们已经开始一步步地 改变柬埔寨的历史了。 但并不只是柬埔寨是这样的 我曾经想，是不是只有柬埔寨虐囚呢？ 还是其他国家也这样？ 真的还有很多国家。

在布隆迪我又走进一间监狱，这次 遇见的不是个12岁的男孩，而是一个8岁的男孩 因为偷了一个手机被捕入狱 或者一个女人；我抱起她的孩子， 真的很可爱，我说：”你孩子真讨人喜欢。“ 那不是个婴儿，她已经3岁了。 母亲告诉我:"是啊，就是因为她我才进来的” 因为这个母亲为了孩子 偷了两片纸尿布和一个熨斗而获罪 仍被关在监狱里 我找到监狱的主管 说：“你该放她出去。 法官会释放她的。” 他说：“好啊，我们可以商量一下， 不过看看这座监狱，这里面 两千多人中的百分之八十 都没有律师。我们该怎么办？” 于是我们的律师们开始勇敢地 站出来组织一个系统 以便接这些案子。 可是我们发现不光是律师的素质训练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人际关系 决定事情的进展。

比如说在柬埔寨， 某人不是自己孤身上法庭 而是有24个律师 合力帮助他。同样的 在中国，他们告诉我 “我们一起合作时， 感觉就像沙漠上来了凉风一样。” 在津巴布韦，我想起了英诺森 从一间监狱出来之后--那里的每个人 都站起来说：“我在这儿 一年，八年，或者十二年 都没有律师，”-- 英诺森到了我们这里，一起参加培训 他讲：“我听人这样说过”-- 因为他听过很多这样的嘀咕、抱怨-- “我听别人说 我们没法儿建立司法公正 因为我们缺乏资源。” 他又说：“但是我想让你明白 缺少资源 永远不是不公正的借口。" 带着这份信念，他成功地 组织了68名律师 这些人一直在成系统地接这样的案子。

我们发现重点在于培训 并且给人们尽早接触律师的机会 我最近在埃及，突发奇想 和另一群律师碰了面 他们告诉我 ”瞧瞧，我们的街上现在 没有警察了。 警察是造成这次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 他们滥用刑罚， 一直如此。“ 我不解道：”可是前些时候已经 有几千万美元被用于 发展法律系统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走访了一个法律发展部门 他们当时在培训检察官 和法官，这就是他们通常的偏见， 不培训辩护律师。 他们给我看了一个小册子 这个东西很棒 我说：”我想复印一下." 这里面涵盖了所有规定：律师被允许 到警察局来。太棒了。 上面说检察官也会接受完善的培训。 我对他们说，“我只有一个问题想问 就是嫌疑人来到 检查官办公室之前，他们会经历什么？” 稍做停顿之后，他们说， “他们得吃点儿苦头。”

所以问题的答案 不光是培训律师，而且 在于找到办法系统地保证 嫌疑人尽早接触到律师，因为他们是 系统中的保护措施， 保护被刑讯逼供的人。 我在跟你们说这些的时候，我知道 这些听起来好像是：“哦，好啊， 听起来我们像是能够解决问题了?可是真的能吗？” 给人感觉理想太大了 但是我有很多理由相信它完全有可能实现。 第一个理由是在基层做事的人们 他们独辟蹊径地在创造奇迹 因为他们的信念和坚持 不只是我告诉你们的那个津巴布韦的英诺森 而是来自全世界的很多辩护律师 都在为寻找答案努力 我们有一个项目叫“公正缔造者” 从中我们发现很多人 都有勇气并且愿意做事，但是 我们如何支持他们呢？ 所以有了一个网上的竞赛： 奖励是5000美元，如果你想出一个 创造性的维护司法公正的方式。 我们有30个“公正缔造者” 来自世界各地，比如斯里兰卡 史瓦济兰，刚果（金） 他们用5000美元做出了惊人的贡献 通过短讯息服务， 通过律师助理训练 通过他们能用的各种方式。

而且不仅是这些“公正缔造者” 而且我们看见有的人很勇敢地 利用他们的关系 促进事情的发展。

比如在中国，有这样的立法 说警察不能 虐待嫌疑人，否则他们将受到处罚 当时我坐在一个 很有勇气的律师旁边，我说 “我们该怎么怎么办?怎么才能 保证这些法律被执行？ 它们都很不错。”他就对我说 “你有钱吗？”我说 “没有”。 然后他说，“没关系， 我们还能想办法。” 12月4日，他组织了 3000名 共青团员 来自14个中国最好的法学院 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制作了 关于这些立法的宣传画 来到警察局，开始了他所宣称的 一次非暴力的法制革命 以保护公民权利。 所以我刚才讲到我们需要 培训和支持辩护律师 并且我们要系统化地保证 嫌疑人尽早接触律师。 而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坚持这项事业。

人们经常对我说：”你知道的， 这个真的很好，只是太过理想主义了。 恐怕不能实现。” 我认为这话很有意思 它有意思就因为 它被说过无数次了 被那些决定 废除奴隶制、或者种族隔离的人都用过。 每次都是一小群人开始 他们决定他们能坚持

这里有一首 我们的律师们最喜欢的诗，他们互相之间 交换诗作 “鼓起勇气吧朋友们，尽管前路漫漫， 方向难辨， 责任重大 但心底里你并不孤单。” 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团结起来 以国际社会的名义支持 不仅律师们，而且法律系统中 的所有关注者 我们就能制止刑讯逼供 我知道人们还是有疑问 我也很乐意跟你们多聊聊 任何时候都行--我知道人们会问：“我到底能做什么？” 我会告诉你们，首先， 你知道你能干什么。其次 我想告诉你们一个叫维什那的孩子的故事 他给了我灵感 让我组建了”国际公正桥“组织

我见到维什那时他四岁 他生在一个柬埔寨的监狱里 在甘丹省。因为他 生在监狱，那儿每个人都喜欢他 包括监狱的守卫，所以他是唯一一个 被允许 从栅栏间进出的人 你们也知道，那地方有很多栅栏 当维什那长大了一些的时候 他的脑袋变大了 所以当他钻进第一个栅栏 然后第二个、第三个栅栏 然后慢慢挪动他的头 他还能进去，然后再回来 第三个、第二个、第一个，接着他就 抓住我的小拇指，他就喜欢这样 每天在监狱里串门 尽管他没办法每天 拜访每一个人，但他真的想看到 所有156个囚犯。我会把他抱起来 然后他把手指放进那个小缝隙里 有时牢房是暗室 有的地方是瓦楞铁板，他就把手纸伸进缝隙里

大部分囚犯都说 他是他们最大的快乐 他们期待着见到他。我就想 维什那，一个四岁的孩子 生在监狱里，一无所有 没有任何物质享受，但是他有一种 对自身英雄之旅的把握，我相信 我们天生都有。他说 “可能我无法做到一切 但是能出一份力。 我就把我能做的做了。” 所以我谢谢你们 与我们共同畅想 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也邀请你们与我们同行。

谢谢。

（掌声）

谢谢。

（掌声）

谢谢。

（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