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对话而辩

当今我们与之斗争的所有不足中 大家认为经济和金融缺陷是最紧要的 但最使我担忧的 是政治对话的不足 - 包括我们处理实际上的 现代冲突的能力， 追溯到这些冲突问题本源的能力， 以及理解关键人物， 并与他们沟通的能力。 作为外交家 我们专门处理国家之间的冲突和争议。 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的日程非常紧张 包括贸易，武装解除， 还有跨界关系。

但是情况在发生变化， 我们看到新的关键人物们 正在参与进来。 我们广泛地称他们为“团体”， 他们可能代表着社会、宗教、 政治、经济、军事实体。 我们在苦苦奋斗着学习怎样和他们打交道。 交涉时特别要注意： 怎样交谈，何时交谈 和怎样应对他们。

让我在这里展示一张幻灯片 它阐述了从1946年至今 所发生的冲突的类型。 你们看到的绿色部分 是传统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 我们以前读到的那种。 红色部分是现代冲突， 属于国家内部的冲突。 它和传统的冲突有很大的不同 而且并非现代外交手段 所能掌控。 其参与者中的核心 是团体 这些团体代表着国内的 不同利益。 而且他们处理冲突的不同方式，会迅速影响到其他国家。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这些年来，我们所学到的另一个教训就是， 近年来， 很少有 国家内部的冲突 能够通过军事解决。 军事手段有时是必须的， 但却治标不治本。 它们需要政治方案的介入。 所以这里我们有个难题， 那就是这些团体脱离了传统外交的范畴。 而且各个国家 普遍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 再加上，在过去的十年中， 我们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在和一些概念上和政治上 的恐怖团体打交道。 9·11后， 非友即敌。 黑白分明。 一些团体常常 被武断地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 而谁愿意和恐怖分子谈？ 如我所知，西方国家 在近十年大大衰弱， 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些团体。 我们花了大量时间 研究我们为什么不和他们对话 而不是怎样和他们对话。

当然，我也不天真。 在对话中你不能一直和人谈。 有时你应该起身离开。 并有时军事干预是必要的。 我认为对利比亚军事干预是必要的 而且对阿富汗的军事干预也是必要的。 我的国家通过军事联盟 保障了安全，这显而易见。 但是我们在理解解决现代冲突方面 仍有很多不足。

让我们看看阿富汗。 那次军事干预的十年后， 这个国家依旧动荡不安。 说实话，那里的情况非常严峻， 需要再一次的军事干预， 但是军事并不能解决问题。 2005年，当我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去过阿富汗， 我见到了ISAF(国际安全援助部队) 的总指挥。 他告诉我,"军事手段可以克敌制胜，部长。“ “我们只不过需要坚持一下。" 现在，在更换了四位总指挥后， 我们听到了不同意见： ”单靠军事无法胜利。 我们需要军事干预， 但也需求助于政治活动。 我们只有通过政治方案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而且解铃还须系铃人； 阿富汗人必须自己解决。“ 但是他们需要一个不同于2011,2002年 的政治进程。 他们需要一个包容的进程 一个能使这个复杂社会的基层群众 解决他们的问题的进程。

每个人都好像同意这个观点。 三、四、五年前，这个观点还非常有争议。 现在每个人都同意了。 但是现在，当我们准备对话时， 我们发现自己所知甚少。 因为我们太久不对话了。 我们之前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国际红十字会（ICRC） 与每个人都对话， 它这样做是因为它是中立机构。 这也是为什么 红十字会可能是 国际冲突中 最消息灵通的角色 因为他们敢于去对话。

我的观点是中立并非对话的必要条件。 并且，当你坐下来对话时 你不必同意对方的观点。 你随时可以走开。 但如果你不谈 你将无法与对方交流。 而你准备与之交流的对方 却恰恰有着你最不认同的观点。 以色利前总理拉宾在参与奥斯陆协议时，曾说过， “你无法与朋友共创和平， 只能与敌人握手言和。“ 这很艰难，但却非常必要。

让我们再进一步看。 这是里尔广场。 这里正在进行一场革命。 阿拉伯之春进入秋季 并走向寒冬。 这将持续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又有谁能预知结果。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们可能在见证， 阿拉伯世界在有史以来 第一次爆发由下而上的革命； 人民的革命。 社会团体纷纷走上街头。 然而西方国家却发现 我们对这些知之甚少。 因为我们从不与这些国家的人民们对话。 大多数西方政府服从 权威领导的指示， 把这些不同的团体当做恐怖分子， 和他们保持距离。 所以现在当他们走上街头时 我们除了向民主革命致敬外爱莫能助， 因为我们所知甚少。

现在，讨论变成了， “我们真的应该与穆斯林兄弟会对话吗？ 与哈马斯对话？ 如果对话，我们可能使其合法化。“ 我认为这是错误观点 如果你以正确的方式对话，你将明白 对话并不等同于赞成。 穆斯林兄弟会可能是多数派 如果我们不和他们谈判 就是不尊重多数人的权利， 那我们有义务，但又有什么脸面去告诉穆斯林兄弟会， 他们必须尊重少数人的权利？ 我们又怎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一边宣扬民主， 一边 不愿和有代表性的团体打交道？ 我们又怎能做好对话者？ 现在我的外交官们被指示 必须与这些团体对话。 但是对话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 我们把对话区分为外交层面的 和政治层面的 对话既可以伴随着援助，也可以无援助 对话可以达成协议，也可以不达成协议

处理对话 有很多种方式。 但如果我们拒绝 与即将登上舞台的新兴团体 展开对话， 我们将日趋偏激， 我认为如此。 我们将使暴力运动一发不可收拾 政治公平更难践行 我们将很难向这些团体展示 如果你们为民主而努力， 共同参与 建立文明的合理的国家制度， 你们将另有收获。 然而 过去的十年，我们在这一方面 做得十分失败

可是，这失败的十年之前的十年里，世界因为一个原因 而充满了希望 这个原因发生于南非： 纳尔逊·曼德拉身上。 当曼德拉在被关押27年后 出狱时， 如果他告诉人们， “是时候拿起武器了， 是时候起来反抗了。” 那将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我想国际社会也会说 “很公平， 他们有反抗的权利。” 如你所知，曼德拉并没有那么做。 在他的回忆录《漫漫自由路》里 他写道他之所以 能够在多年监禁中存活下来 是因为他一直把他的压迫者也看作 同是人类的一份子。 同是人类的一份子。 然后他促成了政治对话 这并非软弱 而是另一种勇敢 他进行了深刻的对话 通过与参与者 真诚而和谐的对话 解决了最棘手的问题 南非朋友们应该知道 这有多么艰难

那么，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对话并不简单 个体之间，团体之间，政府之间的对话都很难 但却十分必要 如果我们想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冲突， 如果我们想了解这些新团体 这些自下而上的团体， 拜科技所赐，这并非难事， 我们外交家不能流连于高级宴会中 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在处理国际关系。 我们必须接触 这些深刻的变化。

对话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当我进行对话时， 我由衷希望对方 能够认同我的观点， 我要用自己的观点和价值观 打动他们 除非我对对方的观点表现出 倾听的态度 否则，我将无法达成目的。 我们需要大量的训练和实践 来学习怎样达成上述目标 和怎样促成问题的解决。 从个人经历出发 我们知道谈判中 有时需要起身离开， 有时需要据理力争。 我不会一概地否定这些策略。 有时你必须如此。 但这些策略帮助不大。 真正有用的策略是 使对话更加有原则有保障。 我认为在现代外交中 要加强这一方面， 无论是国家之间， 还是在国家内部。

我们看到了许多新的迹象。 如果文明社会 不采取新的外交手段 我们永远都 无法看到反地雷运动 无法达成《集束弹药公约》 突然之间， 非政府组织不再仅仅站在街头，高呼口号， 而是投入到沟通交流中， 因为他们代表了这些武器的受害者。 而且他们利用了自己的知识。 在外交和底层力量之间 有一个互动。 这也许是变革发生的 第一要素。 我认为，在未来 我们将从这些例子中学到更多， 拥有不再脱离人民和社会的 崭新外交。

在面对当今时代 人类生死攸关的议题 ——气候变化时， 我们也要超越传统外交。 如果我们相互推 而不承担自己应尽的义务， 又怎能通过交流解决气候问题？ 在进行新的，更艰难的气候谈判时 我们需要不同于现在践行的 更加包容的外交程序 此时我们需要动员 更广泛的力量 去达成某个目标。 我认为，理解至关重要。 因为科技，因为全球化 和由下而上的社会团体的力量。

作为外交家 我们需要了解社会团体 的社会资本。 究竟是什么让国与国之间， 以及国内的人们之间， 彼此信任？ 如果外交家设计的解决方案 不能被更广泛的社会力量 也就是我们泛称的”组织“ 所理解和认同， 我们又怎能使外交更加合理？

好在我们并非无能为力。 我们有着前所未有的 交流方式、 联系手段、沟通途径、 和包容方式。 "外交工具箱"中 放满了可用的工具 来加强我们的交流。 但问题在于，9·11后近十年来 我们对沟通充满恐惧 现在，我希望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们能通过实际行动显示 恐惧已离我们而去 而我们能够从各个国家 从文明社会 的联盟中 汲取勇气 来支持各国解决冲突 让阿富汗人内部， 巴勒斯坦人内部， 和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都能化干戈为玉帛。

当我们试图理解阿拉伯世界 的大变迁时， 我们并非无能为力。 我们需要改善交流技巧， 更需要对话的勇气。 在我的国家， 我曾见过伊斯兰教团体 和基督教团体 走到一起，并非政府促成， 而是出于自发行为， 在稍有摩擦时， 他们就主动通过对话达成一致。 当冲突升级时， 他们已有之前的对话， 这成为了重要的协调力量。

我们现代的西方社会 因为移民热潮 而变得更加复杂多元 如果不改善交流技巧我们又怎能 建立一个和谐包容的“大家庭” 去解决争议？ 以上是我们进行对话的原因 也正是这些原因 使对话毋庸置疑，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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